格非：那种偏安于知识的一隅而孤芳自赏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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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假如说他把自己局限在一个自我意识始终很舒服的境况里，把自己封闭在很狭窄的知识门类或专业当中，是很成问题的。不管你是否乐于接受，那种偏安于知识的一隅而孤芳自赏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继去年谈了对成功理念的思考之后，在今年的清华大学开学典礼上，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又告诉新一届大学生：
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刺激，所谓内部的真实性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
没有他者的介入，没有外部视角的参照，没有外部知识的刺激，我们就会越来越自恋，我们的想象力也会越来越贫弱。
以下为格非教授的演讲全文。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首先欢迎各位新同学来到清华大学。几天前，接到院里的通知，让我在今天的典礼上发言。因为今天是大类招生的典礼，我不能光代表中文系，还要代表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和外语系在这里发言。
这两天我想了很久，也不知道要跟大家说些什么。我是学文学的，我想是不是可以讲这么一个问题：我想用文学作为例子，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各个不同的学科、不同院系之间彼此借鉴，互相融汇的重要性。
人文学院就不用说了，文、史、哲、外，我们原来都是一家人。我到清华工作的时候，这几个系就在一起。一直到今天，还是一家人。
在古代，大家都知道文史哲不分，今天在某种意义上依然如此。比如说论语、孟子、左传、史记这样的古典文献，不光中文系的学生要学，历史系，哲学系也要学，我们的很多课程都有交叉。
而说到外文的重要性，陈永国教授的发言让我非常有感触——他引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外语不好的人，就失去了一个反观本国语言的独特视角；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中文水平不高，外语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外语的重要性不用多说了。老清华的历史上出现了那么多中外兼通的大师，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刚到北京工作的时候，清华大学有一个很著名的项目，就是中外文化综合班。这个班是当时的教务处主导，由中文系和外文系合办。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中文系和外语系共同参与了很多事情，有很好的合作传统，也取得了很重要的成果。
中外文化综合班培养的学生，在国内外的著名高校当教授的人已经有不少了。如今的外文系又成立了世文院，说明这个传统依然在延续。
当时，我们在规划人文学院的大类课程（跟今天相比其实是小类）时，我们提出，要让学生具备两个最核心的能力：一个是外语的能力，一个是研读古典文献的能力，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具备。
说到文学跟新闻与传播的关系，我觉得大家恐怕不是特别清楚。应该怎么来描述这个关系呢？我认为，如果没有现代传媒的崛起，现代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
也就是说，现代文学一系列的制度，运行方式，传播方式、乃至于文学创作本身，都跟现代传媒有密切的关系。从现代文学的发生来看，新闻和文学就是结合得非常紧密的两个学科。
大家也都知道，我们讲述故事的方法，从古至今经历了大致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是民间故事的时代。那个时代，故事在社会上流传，不同的人共同介入到故事的传播和创作中，故事不会终结，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作者，谁都可以讲，它是开放的。
第二个讲故事的时代是小说的时代。小说是作家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闭门造车。一般来说，由作者独立完成。卢卡奇说，小说是上帝死去之后所出现的史诗，从西方文学史的脉络来看，是很有道理的。
第三个时代就是今天所面临的时代，叫做信息叙事的时代。大家不要忘了，在今天讲故事的大宗，或者说最重要的故事讲述者，不是文学作家，而是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我们每天读到大量事件的描述都来自于新闻。
当然，在新闻诞生的时期，大家也知道，像托尔斯泰和霍桑这样的大作家，他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很多的素材和作品都来自于报纸。报纸上的新闻是激发作家想象力的重要的介质。那个时代报纸是一个奢侈品，不是谁都能读的。
另外，当时的交通条件、获取资讯的手段远不像今天这样便捷，作家们增广见闻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报纸，并不奇怪。
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有很多的作家，看着互联网的新闻写作，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完全依赖于新闻的报道写作不仅是懒惰的，也是极其危险的。
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在今天是一个什么状况，我想在座的各位恐怕都比较清楚。
在过去，新闻报道出现事实错误，媒体是要承担很大责任的；而在今天，新闻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所报道的事件，似乎总是会发生“反转”。自相矛盾的讯息随处可见，令受众无所适从。
而且，媒体的权利被滥用之后，我们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也急剧退化。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消费讯息，而无意探究事情的本末。不过，作家们根据新闻信息来写作这件事，本身也说明了新闻媒体巨大的影响力。
当然，学新闻的人，也需要有很好的文学或写作根基，甚至，新闻的叙事方式有时也会借用很多的文学修辞。新闻与文学使用修辞的目的之一，都是为了说服或影响读者。
另外，原先新闻和文学一样，与社会的时尚话语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它们总是处于社会或时尚话语的外部。而在今天，两者都处于这种话语的内部。全世界都是如此。
质疑或思考真相，变成了迎合与娱乐消费。不论是学文学的，还是学新闻的，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
新闻与小说的联姻，出现了新闻小说。在欧洲特别是美国，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类。中国的新闻小说虽然不发达，但过去有盛极一时的报告文学，今天有非虚构。非虚构叙事在中国方兴未艾，新闻从业者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
同样，文学跟社会学的关系也非常紧密。二十世纪的文学理论，比如说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里面都蕴含着特别多的社会学内容、社会学的方法和人类学的基本范畴。文学和社会学严格地来讲，都属于社会科学，都在面临科学化的进程。
我记得早年在上海，王元化先生曾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有一个问题老弄不明白，巴尔扎克写了那么多的人物，从官员、银行家、大学生到小职员、妓女、裁缝，他对所有的这些人都了解得那么深入，他是怎么做到的？王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当时想了半天，已记不清是如何回答的。
但是今天，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清楚。巴尔扎克也好，鲁迅也好，他们当时的居住的环境，是各色各样、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五方杂处的环境。
只要读一读鲁迅的《阿金》，我们就不难想象出当时鲁迅在上海的居住环境。也就是说，你足不出户，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人。
今天的社会不一样。由于社会和知识分工的细密化，我们只对自己的工作、自己学的一点东西比较了解。另外，有钱人住的地方和穷人住的地方不在一块。成功人士、白领、知识分子和回迁户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社区。你想随随便便就了解一个全景式的社会画面，越来越不可能了。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对于文学写作者来说，就需要向社会学学习。学习社会学的走访与田野调查，学习它的统计方法。
文学研究其实也一样。大家也知道，传统的文学研究门类中，新近崛起的一个影响很大的学科，就是所谓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我觉得是文学和社会学结合非常成功的典范。
另外一方面社会学也需要向文学学习。举个例子来说，你读了十本关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学著作，你不一定就能弄明白美国五六十年代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但假如你读过一两篇理查德·耶茨或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你也许马上就会对美国五六十年代人的基本生存状况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今年暑假高考结束以后，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来清华看我。我发现好几位孩子所报的专业，竟然都是物理学。
这么多的孩子学物理，到底是咋回事呢？有家长跟我解释说，我们家孩子学物理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能像刘慈欣和郝景芳那样去写科幻小说。当然这个事情也可以让我们从反面感觉到，不同知识门类之间加速融合的趋势。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出一些忠告，或者说，提出一些我个人的建议。我觉得一个人，假如说他把自己局限在一个自我意识始终很舒服的境况里边，把自己封闭在很狭窄的知识门类或专业当中，是很成问题的。
不管你是否乐于接受，那种偏安于知识的一隅而孤芳自赏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刺激，所谓内部的真实性其实是很值得怀疑的。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大家都喜欢照镜子，我们且不管这个人长得美还是长得丑，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很舒服：长得美的人越看自己越觉得美；长得有瑕疵的人，比如脸上有个痣，他在镜子前左看右看，总觉得这颗痣长真是长对了地方。他可以用一万个理由来说服自己长得不赖，至少还过得去。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我们在端详照片中的形象时，会发现很难接受照片中的自己，甚至会觉得，照片中的人一点也不像自己。和照镜子的舒适相比，照片显得冷酷而陌生。可能有同学会反驳我，今天的照片也可以修饰，那是另一回事。
话说回来，为什么照片所反映的自我形象有时候让人难以接受？那是因为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意识参与了形象的产生。而照片来自于他者，来自于外部的视角。
所以说，没有他者的介入，没有外部视角的参照，没有外部知识的刺激，我们就会越来越自恋，我们的想象力也会越来越贫弱。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点到为止，大家对此要有充分的思考。
我跟在座的各位，原先素不相识，但是今天有幸跟大家走到了一起。你们要在清华待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缘分。
人与人的相遇，是很平常的事。但有时候细细想想这个事情，又觉得也挺玄妙。比如说，我今天能够站在这儿跟大家说话，需要无数个前提。每一个必然，实际上都是无数个偶然堆砌起来的。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所以，这个小小的缘分，也是值得我们珍惜的。
最后祝愿大家在清华大学度过愉快而有意义的学习时光，谢谢大家。
◇◇◇
以下的视频，是格非教授去年的开学演讲。他说：
极其狭隘和庸俗的成功理念，毁灭性地扭曲和破坏了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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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中学进入大学学习，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也许就是如何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
在中学阶段，这个目标是清晰而明确的——不用说，那就是高考。不光是我们自己，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整体氛围都在日复一日地强化着这个目标，我们几乎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
可是在进入大学以后，我们会突然发现，原来特别清晰、具体的目标，转瞬之间已变得暧昧不明。即便我们仍然把追求成功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要比高考这杆标尺复杂得多，也诡异得多——比方说，有些人仅仅因为与生俱来的高颜值，就轻易地取得了所谓的“成功”。
今天，我们需要自己来发现、设计和决定自己的未来，并为此承担责任，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课题。
本来，对于“什么是成功”这样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答案。但毋庸讳言，由于整个社会日益功利化的趋势，我们对于成功这样一个理念的理解，已经极大地狭窄化、乃至于庸俗化了。
似乎所有的目标都可以用金钱、豪宅、知名度、媒体的曝光率来衡量，如果我们不幸没有这些炫目的饰物来装点我们的人生，那我们仅仅是活着，但并不“存在”。
可以说，这样一种极其狭隘和庸俗的成功理念，给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给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扭曲和破坏。它还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我们仅仅是为了追求所谓的存在感而活着。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据说是为了追求幸福。可是，伴随着我们对成功理解的狭窄化和僵硬化，我们作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幸福的能力也出现了严重的退化。
有一位成功企业家曾经告诉我，在他们老家流传着这样一个格言：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苦恼都是邻居造成的。我们奋斗了一辈子，似乎就是为了把房子建得比邻居漂亮一些，似乎就是为了在邻居的眼中造成这样一个虚幻的投影：我是幸福的。
在许许多多的有关“幸福”的定义中，我认为瑞典作家拉格洛芙的说法最为精妙。她说，幸福就是对责任的自觉承担。比如说，一位母亲尽管经受了分娩的巨大痛苦，尽管她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付出了无数的辛劳，我们都会一致同意：做一个母亲是幸福的。因为她自觉地承担了这个责任。
所以，在诸位刚刚跨入大学校门，为自己的人生确立目标之际，我希望各位不要忘记拉格洛芙的忠告。从某种意义上说，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我们获得幸福的重要前提。
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学者曾经跟我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去了美国之后，学业大多十分优秀。他们中的很多人能比较容易进入最优秀的前20%，却很难进入最顶尖的前5%行列。
这是为什么呢？这位学者的答案是：中国的学生虽然聪明，也很用功，但缺乏想象力，缺乏深厚的人文素养。
我想，他的话或许有些道理。在我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许还涉及我们对于成功的理解和定位。
如果我们把世俗的、功利化的成功作为唯一的目标，这些目标一旦实现——比如进入欧美名校、有一份稳定而待遇优厚的工作等等，我们奋斗的动力就会随之失去。
我们知道，从事一流的科学和学术研究，有时需要忍受长年累月、默默无闻的奉献与孤独。为了追求和坚持真理，有时不仅得不到世俗的成功，还要承担各种风险和牺牲。
胡适先生曾说，做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要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赶时髦，不避风险。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超越于一般功利心之上的真正动力，我们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也很难去从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和学术研究。
当然，我个人并不反对成功——如果清华的学生在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我作为教师，会在第一时间向你们表示祝贺、并为你们感到骄傲。
我今天的发言，只是希望大家对现在社会上流行并成为重要意识形态的“成功观念”进行认真的反思，希望大家在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的时候，严肃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什么是我们的立身之基？
什么是我们的人生价值所系？
什么是我们的为人之本？
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如果需要我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我愿意用下面这段话与大家共勉：
做一个诚实而有趣味的人，
做一个有责任感、有社会关怀的人，
做一个热爱自己的志业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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